對我來說，如果紀錄片一開始就設定好要上院線，這非常非常違背我認為紀錄片扮演的社會角色，因為不管怎樣紀錄片對我來講還是電影媒體的一部分，還是很「作者」的，應該要有一種超越性，超越電視媒體或普羅大眾媒體裡的視角，所以它可能對社會關注的角度是更不普羅的或更少被關注的這點，齊柏林觀點正好相反，他由拍照片轉成拍video，就是希望議題被更多人看見。
一直以來紀錄片教育我的是：我從它們得到很多我不知道的、遺忘或忽略的事情，甚至從很多紀錄片中，看到很多人為了讓這個世界更接近他的理想或幸福，而付出太多不可思議的努力，有時是跟他自己的利益一點都沒關係的。當我那麼嚴肅地在紀錄片裡學到了很多，這個世界上很多人很踏實地在作很多事情時，我其實沒有辦法思考紀錄片工作者在已經決定上院線的前提下去開始從事拍攝。因為沒有人會希望票房不好，沒有人會希望告訴出資者說「會陪錢的喔」。一旦先決定了上院線，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不健康。確實啊，藝術工作者只能忠於自己與作品，那是唯一的一條路。
當然這也不是說上院線就不好，一開始沈導就說
我看楊力州的《拔一條河》的時候我好感動，一直哭，第一個是裡面的人物和他們做的事情讓我感動，第二個是力州徹底地跳進去，徹底地把自己展露出來，他似乎就在參與一個活動。作者變得很誠實。所以他雖然遠遠地跟我認為紀錄片工作者的角色是不一樣的，但是因為他好誠實喔，所以我是看得滿心歡喜，很喜歡。
紀錄片工作者去看大銀幕時，其實對一絲一毫的操作都會非常警覺，從一顆鏡頭、一個行為、一場聚會、一個字幕或一段配樂，你都會非常警覺現在在幹麼。紀錄片需要作者花很大力氣去釐清自己最後要講的話，這段話是不是你要講的，如果你講不出來，或者你的態度不夠明確，那就表示還沒拍完啊，應該要繼續拍下去。
譬如說如果你關注一個議題，當你觀察到一些現象之後，身為紀錄片工作者不應該把這些現象丟出來給觀眾說「有這些現象喔」，然後用一種含糊其辭的語句。我對紀錄片工作者比較嚴苛一點，你既然有心而且你看到了，你就必須更用力一點，更有所作為一點，讓那作為的成功、失敗、挫折、妥協、氣餒直接表現讓觀眾知道，這樣才會讓觀眾思考，而不是讓觀眾看到一個糖衣式的東西，來講一個好像很有正義的東西。這應該是我對紀錄片工作者的要求太嚴苛。確實很嚴苛，但這不正是我們該做的是嗎？
當然，我們也無須對任何不夠深入的作品苛責，我們總是要先看到問題，才能去追索其根源，讓多數人也看到問題，大家才會再進一步一起去找解答；
不夠深入的坦討，自然會引發更深入的探討，話要談到多深，總是件見仁見智的拿捏。
攝影機有時候真的要對自己有很高很高的質疑，我在作這件事情的同時，我是不是也正在掠奪。譬如說，我看到某一些鏡頭對準了爸爸但忽略了那些孩子，我徹頭徹尾地好想知道那些孩子、那些將死之人怎麼看待他們的生命，我真的好想知道這些孩子的媽媽怎麼看待自己的先生，好想知道這些孩子究竟怎樣思考，他們並不是沒有神智啊，也不是沒有表達能力，從頭到尾為什麼我什麼都聽不到？因為我曾經就是側耳傾聽一個快死的罕病孩子告訴我他的人生觀，他說他不怕死，他最怕的是他死了之後，他的媽媽少了他這個朋友
你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邊，然後只去紀錄一個你想要完成的虛幻的夢，我會認為那是虛幻的夢是因為，我看過很多很多努力的家庭，是沒有力氣突然之間要去玩搖滾樂團的。他們每天在受的煎熬，是不會突然之間要去參加海洋音樂祭的這實在很難說，支持人活下去的，往往是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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