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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卡拉揚分別在60至80年代與柏林愛樂所錄製的三次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來說好了，若仔細比較60年代與80年代的兩次錄音即可發覺，卡拉揚早期的貝多芬充滿了活力與能量，縱使偶爾可在錄音中聽到些許的嘈雜混亂，但卻可讓聽者充分體驗到樂團在許多激昂樂段中難以控制自我情感的興奮表現。然而到了後期的錄音，柏林愛樂的黃金美聲優雅圓潤，幾乎完美到令人難以置信，但在早期錄音中所出現的活力與靈光一閃卻不復見。因為卡拉揚要的是他心目中的完美，樂團中所有的聲音都得經過他的認證才可輸出。
卡拉揚對於音樂的完美近乎苛求，造就了柏林愛樂。但也有一位鋼琴家同樣的追求著凡人難以企及的完美，那就是顧爾德。顧爾德信賴錄音技術，排斥在大庭廣眾前演奏，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後20年將心中所想的音樂全都奉獻給了錄音室。在錄音室的時候，他很少完整演奏一首樂曲，多半都是一個樂段甚至一小節一小節的演奏，最後再靠他所信任的剪接師友人與他一同將這些片段剪接完成。當然，這些樂曲都是由他親手所演奏的，同樣也代表著他的詮釋觀點。然而如果不靠這些錄音技術，顧爾德能一氣呵成的演奏出這些只有在唱片中才能聽到的聲音嗎？
當然這個答案值得玩味。但不可否認的，顧爾德的確超越了自己，他讓原本只能存在於他腦海的完美音樂透過先進的科技呈現了出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卻也是20世紀古典音樂惡夢的開始。由於這些表現百分之百的錄音，使得人們對於錯音的容忍度近乎於零，因此演奏家們得花越來越多的精神去練習技巧，以期現場音樂會的演出能完全正確、一音不漏。但也就因為這樣，使得演奏家們少了能分析音樂、構思音樂的餘裕，他們必須先讓自己成為精準的演奏機器，亦步亦趨跟上前輩的腳步，懼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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