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2014年把simple life帶到大陸去做，你覺得20年前後大陸的氛圍是不是一樣？
張培仁：當然不一樣。20年前，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時代，去的時候你會看到做音樂人的心理狀態、創作狀態，在非常單純地描述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經常描述說那個時代寫歌不是在寫歌，做音樂不是在做音樂，肚子裡有很多東西在滾，嘴巴一張開，啪就出來了，是非常自然的在生活裡面的東西。
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工業的環境、市場環境很不成熟，但文化的影響和文化本身跟市場沒什麼關係。其實我們做的過程都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大多數人覺得不會成功的，但人才很多，大家聚在一塊。北京能量很清晰。
現在的狀況就是我後來一路憂慮的，就跟台灣當時“解嚴”以後一樣，20年全球的資訊、文化的內容都倒進了中國的市場，所以所有文化的路徑、我們對自己生活的思考都模糊了。以前我們不需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可是現在這個時候生活到底是什麼，我也說不清楚；那個時候生活、創作、表達風格都成型了，可是現在什麼是我們的風格，我們會很迷惑。
全球的文化進到我們的生活裡的時候，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創作都會被消費者拿來比較，因為在互聯網上全部都是自由的。不管說資本的規模、文化的路徑、創意的人才、工業的能力，都非常的成熟，所以所有進入到我們生活裡的作品其實都是一種傾銷，因為它在原來的市場都已經資本回收了。而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作品都要從零開始，多半就是沒有資本的過程，最可怕的是沒有文化傳播的路徑，現在所有的互聯網傳播的平台都不是文化傳播的路徑，或者是生活風格的傳播路徑，它都是短促的、縱意的、取悅消費者的。所以在這個時代是比那個時代要爛，儘管那個時代沒有產業結構，沒有產業觀念，甚至也不清楚回收模式，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做音樂都拿不到錢，可那個時候你會感到文化力相對來說是更清晰的，所以現在比之前難度會高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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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北京做火了北京搖滾，當時的北京文化孕育了北京搖滾，從來沒有一個唱片公司可以作出偉大的搖滾樂團，一定是生活的地方、這個城市本身的文化才能創造出偉大的搖滾樂團。所有的唱片公司，只不過是讓他們的作品用更專業的方式，錄製整合再推廣出去，創作的動力本身不是任何一個公司可以做到的，是這個城市文明本身發展出來的。...
我常常會碰到一個問題，所有人都說這個歌手、創作者，很混，或者很怪，脾氣很壞很難搞，或者不道德。對我來講藝術家的道德只有一個，就是才華，其他都不重要。當他有才華的時候，其他的事情就是周邊的工業的所有人應該去做的。如果我們都相信他的才華，而他不成功，一定是產業的問題或者是社會的問題，不是他的問題，怎麼會是他的問題呢？...
伍佰原來在台灣做地下livehouse已經很多年，很少人真的知道他。後來我們大家討論，希望他做一個live recording，現場錄音，叫枉費青春。做這個live recording的那一天，是我人生很痛苦的一段時間。他錄音的那天我不能在，因為我在北京主持張炬的葬禮。1995年5月17日。所以，那個之後，錄好了以後發行了，企劃做完了。宣傳跑來說你這個唱片不會賣，電視（台）說他不玩遊戲不能上（宣傳通告），電台說歌難聽不能播，報紙說他這樣的形式我們不一定能登很大的照片。我跟伍佰商量說，所有媒體來，你就說，我不接受采訪。沒有人採訪和你不接受采訪是兩回事。第二個我就說，找我們兩個同事，他們常常去看伍佰的live，找這兩個人去上媒體，不是去影劇版，你去休閒、消費、生活版面，跟大夥介紹，今年暑假應該去livehouse玩，這是今年最流行的生活方式，去了以後要怎麼喝酒，怎麼唱，怎麼開心。我們這樣一去，電台雜誌報紙就全部都樂了，哎呀這個好！我們來介紹新流行。然後每個人就會問，這個里面是什麼人在唱呢？我們那時候是全台灣150萬的企宣費，當年就賣了86萬張。...
突然看到約翰·列儂被人殺死了，就一陣崩潰，覺得你喜歡的那個搖滾時代結束了。我們就一群人聚在常去的樂器行門口，一個朋友買了一張宣紙，在上面用毛筆寫哀悼的悼，Areyou still getting imagine up there, John Lennon？然後放了列儂的照片，師大很多外國學生也在，很多老外來跟我們一起插香拜JohnLennon。然後就決定辦音樂節。也沒有錢去辦，一幫小孩跑去賣血，當時台灣的醫院可以接受賣血，一袋3000台幣，那個年代算很多錢了。
所有樂隊只能下午演，因為很多人晚上要上班，都在一些酒吧里打工。
下午沒窗簾就會透光，我們就去租台灣吃喜酒的紅桌布，連夜用圖釘用手把它釘滿，（場子）泛著紅光。第二天中午開始進場，颱風來了，可是2000人也坐滿了。
結束的時候，從年輕人來講，第一次辦這麼一個2000人的演出，這麼艱苦的過程，肯定是很興奮的。當然品質就別說了，亂七八糟，而且還沒有原創。可是在那個之後，第二天台灣一個報紙的記者就說，這裡面，牛鬼蛇神。
我那時候就覺得華人的成人很可憐，因為他們年輕的時候從來不能享受青春，都要承擔著上一代的壓力。每個世代都要從零開始建構財富，建構身份地位，奉行的都是大人說的循規蹈矩，求學就業，娶妻生子，升官發財。你得一路奔著這個地方去。所以你看到很多大人做了大官有了錢就變壞人，做很多青春的時候沒做過的事。年輕人在做的時候大人就充滿嫉妒，不快樂，沒辦法讓年輕人充分去創造快樂，或者把該做的事都做完。所以，我覺得至少讓年輕人在年輕的時候做一些不會對不起青春的事，做他想做的，不會造什麼亂的，會做出一些有趣的事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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