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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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2014年把simple life帶到大陸去做，你覺得20年前後大陸的氛圍是不是一樣？
張培仁：當然不一樣。20年前，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時代，去的時候你會看到做音樂人的心理狀態、創作狀態，在非常單純地描述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經常描述說那個時代寫歌不是在寫歌，做音樂不是在做音樂，肚子裡有很多東西在滾，嘴巴一張開，啪就出來了，是非常自然的在生活裡面的東西。
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工業的環境、市場環境很不成熟，但文化的影響和文化本身跟市場沒什麼關係。其實我們做的過程都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大多數人覺得不會成功的，但人才很多，大家聚在一塊。北京能量很清晰。
現在的狀況就是我後來一路憂慮的，就跟台灣當時“解嚴”以後一樣，20年全球的資訊、文化的內容都倒進了中國的市場，所以所有文化的路徑、我們對自己生活的思考都模糊了。以前我們不需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可是現在這個時候生活到底是什麼，我也說不清楚；那個時候生活、創作、表達風格都成型了，可是現在什麼是我們的風格，我們會很迷惑。
全球的文化進到我們的生活裡的時候，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創作都會被消費者拿來比較，因為在互聯網上全部都是自由的。不管說資本的規模、文化的路徑、創意的人才、工業的能力，都非常的成熟，所以所有進入到我們生活裡的作品其實都是一種傾銷，因為它在原來的市場都已經資本回收了。而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作品都要從零開始，多半就是沒有資本的過程，最可怕的是沒有文化傳播的路徑，現在所有的互聯網傳播的平台都不是文化傳播的路徑，或者是生活風格的傳播路徑，它都是短促的、縱意的、取悅消費者的。所以在這個時代是比那個時代要爛，儘管那個時代沒有產業結構，沒有產業觀念，甚至也不清楚回收模式，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做音樂都拿不到錢，可那個時候你會感到文化力相對來說是更清晰的，所以現在比之前難度會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