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無法帶領時代,但時代可以造就一首歌的誕生,時代若再早一點、晚一點,就不會有這首歌了。」
所謂的流行,自然是反映當代。
如果你想大紅大紫,卻只想唱那些只有你聽的下去的歌,打不動眾人內心,那,快去動整形手術吧...
「30個年頭過去了,現在的藝人用我以前的標準來看,都是素人,獨樹一格的人很少。」開創新路難啊...
I'm just a living legacy to the leader of the band.
「歌曲無法帶領時代,但時代可以造就一首歌的誕生,時代若再早一點、晚一點,就不會有這首歌了。」
「30個年頭過去了,現在的藝人用我以前的標準來看,都是素人,獨樹一格的人很少。」開創新路難啊...
兩岸樂團基本上對音樂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台灣樂團是創作導向,北京樂團則執著於技術,那時仨兒每天都要打足三個小時的鼓,劉元雖穩坐中國薩克斯風的第一把交椅,還是天天吹、天天練,他們像是江湖中的武林高手,每日磨槍練劍,追求武術的最高境界。...
崔健在音樂裡不批判、不憤怒,卻有著深深的自省。尤其是身在那樣敏感的年代,要做這樣的事情並不容易。來看看"一塊紅布"的詞
有次我在韓國偶像團體台北演唱會的觀察:台上是節奏強烈、充滿動感的舞曲,奇特的是台下只聽得到台灣年輕觀眾的尖叫聲,卻看不到誰跟著音樂搖擺,即使還能輕微搖擺的也都顯得怯生生、渾身不自在。十幾年前,和某小留學生音樂老師去當年還在金山南路的Brown Sugar聽Jazz Live,音樂老師很訝異的說,為何觀眾都沒跟著打拍子...
〝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是一張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的人寫的東西,我從南部上台北,面對跟家鄉巨大的差距,很直覺、原始地寫出來,唱起來口氣也很大。他們看我唱得張牙舞爪,我自己沒自覺,那是一種反作用力,沒有退路的反作用力。那時不管做什麼,都是義無反顧地把自己投進去。因為不想回南部家裡,在台北除了音樂,做其他的事,肯定都會失敗。
還沒出片前,伍佰就已在live house裡演出,只是那時唱的多是英文歌,頂多唱一下薛岳的"機場",改唱國語或台語歌時,客人就全跑了出去,更別說有機會唱自己的創作。
息壤本身是個"文化局",很少有live house像這樣,去看的人也很不同,都是藝術家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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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不起眼的東西,在那裡都會起化學反應。
譬如,他們說:"伍佰,你的台語講的真標準,歌裡寫的台語真厲害!"
其實一點都不厲害,只是"你們",你們這些在息壤的人不知道而已。
那個時代要深掘自己的文化,find out自己是什麼?然後勇敢往前走。那時的知青有著微妙的使命感,作品必須有自己的企圖,不能是芭樂的偶像流行歌。
"愛上別人是件快樂的事"是很原始的,對都市的撞擊;"浪人情歌"則是用"他們"的話,說我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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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情歌"。
在做這張唱片時,有很多時候是在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我做了那麼多的製作,但自己的作品一直沒出來,有很深的挫折感。有一首歌叫"199朵玫瑰",裡頭我唱道:"當我親吻你的嘴",倪桑對我說:"你長這樣,卻寫這樣的歌詞,可以改嗎?"我立刻翻臉,把東西摔在桌上,大喊:"不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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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情歌"剛開始成績並不好,後來息壤關門後,我們轉到八德路Live A Go Go一直唱、一直唱成績才好了起來。這張專輯並沒有救到真言社,"浪人情歌"發行後沒多久,真言社的唱片部就轉到"魔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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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他是很洋派的人,但他不承認,覺得自己很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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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桑有一種特別的觀點,就像暐哲說,每次在外面遇到挫折跟他講,倪桑的反應好像這些一點都不是挫折,變成了很好笑的事,他總是能讓你對這些困難輕鬆釋懷。
成功不是只有一種樣貌,多數人追求的都是顯而易見的成功。其實,最大的成功在你心裡。Well,多數人,尤其是那些自認為成功的人,對此當然會嗤之以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