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雨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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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1936），鄧雨賢早已洞悉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實在比後來標榜先進的台灣作曲家，更要先進不知多少。他參加當時「綜合文藝座談會」，發表演講說明他做為一個藝術家，對台灣社會的抱負與要求：
「……藝術家有時候會認為藝術只是他們的獨佔品，將自己看得高高在上，輕視一般大眾……。但是，我認為，藝術家應該和大眾更緊密結合在一起，完成他本來的使命。」
「現在是一個過份崇信西洋文物的時代，但是我們也有好的音樂文化，不一定非西樂不可。台灣音樂目前水準較低，一開始就只推行西樂的話，大眾不容易理解，結果會使音樂和大眾分離。所以我認為可以就原有台灣音樂，例如歌仔戲和其他民間音樂改作Melody，或改善歌詞，創作成廣受大眾愛好的音樂，再透過唱片來推行，我相信，這樣一定可以走出台灣的新路。」
這樣大膽、高瞻遠矚的話，卻不幸一語中的。光復後數十年間，惟西方理論馬首是瞻的台灣樂界，半世紀來幾乎繳不出成績。台灣學院派音樂與社會的脫節與枯竭，被鄧雨賢完全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