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們應該不是刻意要唱哭腔,而是想要感情豐富,
但,畢竟在台灣這種箝制教育體系下,如行屍走肉過了近二十年,怎麼會有豐富的感情勒?
只好勉強嘗試著--或者說裝做--很有感情...聽來啊,就覺得是哭腔...明明就哭不出來還要想辦法硬裝哭那種腔調...
「與男生組樂隊,如果來到練團時有人說:『我和女友分手了!』大家的反應是:『那糟糕透頂了,大家不如來玩些音樂吧!』那便搞定了。但如果是全女的樂隊——我真的有這樣的經驗,有人說:『我和男友分手了!』之後的45分鐘便會 blah blah blah 說過不停,我便問:『我們可以玩些音樂嗎?我們租了排練室啊。』畢竟女生是會說多些感情的事。」
the percentage of broadband households purchasing a new connected music system declined from 6 percent in 2013 to 4 percent in 2014 and to 2 percent in 2015. Bose, LG and Samsung lead the brands of connected music systems purchased in 2015.慘...每年掉50%...不只HiFi生意不好...
According to many Metallica devotees, the official version of the band’s 2008 record Death Magnetic is not the one worth listening to. Upon the album’s release, fan forums exploded in disgust, choked with complaints that the songs sounded shrill, distorted, ear-splitting. These listeners liked the music and the songwriting, but everything was so loud they couldn’t really hear anything. There was no nuance. Their ears hurt. And these are Metallica fans—people ostensibly undeterred by extremity. But this was too much.
早期能進入產業裡的黑人(特別在二次大戰後,電視興起的時期),
不得不接受這種歧視下的默契,以得到演出機會,
以至我們看到的黑人藝術家的形象(特別是男性),
總露出白爛的表情(當時的人可是覺得相當搞笑)、滑稽誇張的肢體動作,
或者誇大身體殘缺,
甚至直接在藝名裡就冠上不怎麼體面的字眼...
聊回台灣演唱會場館問題,他認為聲音最難處理,「以台大體育館為例,隔音板雖然裝得很密,卻未能達到實質作用,因為沒有人真正去理解那個空間的回音是什麼狀態,負責單位可能是一個做吸音工程的工程師,但他忘記找演唱會音響專業的人員協助判斷。」不過他也表示台灣場昱最差的是南港展覽館,因為四面都是牆壁,必應為了這個場地去建構一個專屬的音響設計,例如在四面圍上吸音布,使用的是厚質打折布而非一般布幕,而台灣對布幕防煙的標章非常嚴苛,他們還要找到有防煙標章的打折幕,以符合消防法規。「這個場地在聲音上已經被批評三、四年了,不管是哪家音響公司去做都一樣,但裝上布幕之後的效果非常好,應該可以說接近完美了。」
Floating Design for optimal resistance against microphonic effects and temperature stability.強調避震,Audionet的電路向來做到極致,這等級的機器花這功夫合理。
The floating panels of the body are resonance-optimized by massive brass pads on an aluminum frame.
人物周刊:2014年把simple life帶到大陸去做,你覺得20年前後大陸的氛圍是不是一樣?
張培仁:當然不一樣。20年前,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時代,去的時候你會看到做音樂人的心理狀態、創作狀態,在非常單純地描述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經常描述說那個時代寫歌不是在寫歌,做音樂不是在做音樂,肚子裡有很多東西在滾,嘴巴一張開,啪就出來了,是非常自然的在生活裡面的東西。
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工業的環境、市場環境很不成熟,但文化的影響和文化本身跟市場沒什麼關係。其實我們做的過程都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大多數人覺得不會成功的,但人才很多,大家聚在一塊。北京能量很清晰。
現在的狀況就是我後來一路憂慮的,就跟台灣當時“解嚴”以後一樣,20年全球的資訊、文化的內容都倒進了中國的市場,所以所有文化的路徑、我們對自己生活的思考都模糊了。以前我們不需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可是現在這個時候生活到底是什麼,我也說不清楚;那個時候生活、創作、表達風格都成型了,可是現在什麼是我們的風格,我們會很迷惑。
全球的文化進到我們的生活裡的時候,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創作都會被消費者拿來比較,因為在互聯網上全部都是自由的。不管說資本的規模、文化的路徑、創意的人才、工業的能力,都非常的成熟,所以所有進入到我們生活裡的作品其實都是一種傾銷,因為它在原來的市場都已經資本回收了。而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作品都要從零開始,多半就是沒有資本的過程,最可怕的是沒有文化傳播的路徑,現在所有的互聯網傳播的平台都不是文化傳播的路徑,或者是生活風格的傳播路徑,它都是短促的、縱意的、取悅消費者的。所以在這個時代是比那個時代要爛,儘管那個時代沒有產業結構,沒有產業觀念,甚至也不清楚回收模式,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做音樂都拿不到錢,可那個時候你會感到文化力相對來說是更清晰的,所以現在比之前難度會高很多的。
因父親前省議員林日高遭二二八事件遇難,家道中落的桂林琤琤,為扛起家計,經濟狀況窘迫的她,在鄰居慫恿之下跟會被倒,會頭拿了三包塑膠料來抵欠款,並說服她試試看一起做塑膠唱片,她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硬著頭皮收下那三袋塑膠料,初以兼職,後來全心投入做陌生的唱片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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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海山出《梁山伯與祝英台-電影原聲帶》,那時候因為電影紅到不行,我們想搶這個時機,就派了錄音師到電影院,我負責塞紅包給門口的經理,讓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我們進去錄音,那錄音……就是在銀幕旁邊放一台錄音機偷錄,然後刻版壓片,這樣就出版了。所以我們出的《梁祝》都有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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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父親叛亂罪之累,被情治單位監視,終生不能當唱片公司負責人,是她心頭最大的遺憾。
「用音樂做社工」的想法,是受到過去待在「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的經歷所啟發。在社會運動的田野中,我聽見社會上相對弱勢、底層人們寫的歌,體會到讓他們的故事被社會聽見,是多麼有意義的事,解構了長久以來我對「音樂」的框架與想像:並不是只有主流市場那樣的「明星偶像」才能寫歌,當人們用自己的聲音,唱出真實人生的處境,所彰顯的生命價值是巨大且足以撼動人心的,我曾經看著公娼阿姨、因工作而失去手腳的工人唱歌,在台下哭到不能自已。
如果音樂能和社會運動結合,是不是也能和社工結合?七年社工教育的養成,讓我對於「人應該怎麼彼此對待」有很深刻的反思,我想當一個「不一樣」的音樂人,渴望能用真誠的音樂轉動世界。
在青少年機構實習的機緣,我受邀到社福機構帶學生創作,慢慢地開始有機會帶不同的族群寫歌,像是精神障礙者、婦女、青少年,還有社工。我的工作是讓他們寫歌,看見自己如何被環境擠壓到喘不過氣,然後試著在創作過程中尋找自己的價值,不再只是被社會定義。我常常覺得不是我給予了什麼,反而是這些人讓我發現,「生命」是那麼有韌性的存在,不斷鼓舞我要繼續好好的「活著」。
有ㄧ位高雄電影工作者要找<鹽埕區長>的唱片,剛好這張唱片也是演講的主題之ㄧ。
1963年位於高雄的天使唱片率先出版,立即受到市場歡迎後,台北鈴鈴唱片老板和當時的文藝部主任林春福,兩人提著錄音機到屏東鄉下,與事先請呂金守連絡在酒家上班的麗美見面,因此鈴鈴版的<風流區長>慢了ㄧ個多月後正式出版。
原本找的男歌手唱的不好,臨時由林春福代打上陣,就這樣無心插柳的情形之下,造成市場瘋狂購買,林春福老師回憶說,唱片的母盤整整ㄧ個多月沒有拆下來,每天不停的印製還是來不及供應來自各地唱片行的需求。
就這樣這首高雄民謠改編帶著葷色的歌曲,從高雄傳到台北及全省各地,雖然列為禁歌,但唱片行依然熱賣,後來有多家唱片公司也有改編出版,有紫薇的國語版,賴碧霞的客語版,還有不同版本的白牌(盜版),陳和平老師說這張唱片是戰後台灣賣的最好的ㄧ張。
"美國國會圖書館對Paul Mawhinney的收藏品進行一項研究發現,在這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黑膠唱片中,只有17%的可以找到同樣的CD唱片。這也意味著當中的83%黑膠唱片並不是隨時隨地就可以買到。"在我看來,vinyl,該說老唱片,的價值便在於此。
1944 年出生於苗栗縣大湖,自小靠著模仿樂器的彈奏方式,練得一手好吉他。退伍後,與好友共組「陽光合唱團」,擔任吉他手與主唱。因為有著燦爛的笑容,讓他有「陽光」先生的稱號。同樣有著「台灣第一把吉他」美譽的吳盛智,1980年與好友涂敏恆共同創作了「捱係中國人」的客家歌曲,1981年發表了首張客語專輯《無緣》。純熟的吉他演奏與獨樹一格的嗓音,吳盛智唱出了客家鄉親的心聲與希望。 1983年,當吳盛智正如火如荼創作客家歌曲的時候,一場車禍,結束了39年的人生。
We're leaving together,
But still it's farewell.
And maybe we'll come back
To earth, who can tell?
I guess there is no one to blame
We're leaving ground (leaving ground)
Will things ever be the same again?
It's the final countdown.
The final countdown
約翰藍儂是由他的姨媽咪咪扶養長大的,在電影「搖滾天空:約翰藍儂的少年時代」片尾,藍儂要去德國表演,要辦護照而要填寫表格,有監護人和雙親部分,咪咪問「我是哪一個?」
藍儂回答:「都是。」
村上春樹解釋,他小說的寫法幾乎是從音樂學來的。他從音樂學到節奏,理解小說要有確實的節奏,人們才會讀下去。而節奏的是旋律,那就就是精確的語言排列,隨著是協調,就是要有「支持語言的內在的心的聲音」,接著是即興演奏,故事會自己湧現出來,他只要趁流勢就行了。最後完成作品,就像演奏完成般,到達某種新的、有意義地方的興奮感,如果順利,可以跟讀者/聽眾共享浮上來的高昂氣氛。
「如果我沒有這樣著迷於音樂的話,我不可能會成為小說家。」村上春樹如是說。他迄今仍不斷從傑出音樂,學習寫小說的方法。
當年輕人美好青春大把耗在學校,探索(人生與興趣)的時間與精力消失,
各領域(藝術、運動、娛樂)的潛在從事人口就會減少;
經學校繁重課程壓榨之後,依所剩不多的體力,勢必選擇較為直接的享樂形態,
而音樂這種需要「聽」、「感受」、「思考與練習」的模式會被擠到後面(順位);
進入職場,工作對體力、時間上的剝削,也造成相同的狀況;
使得音樂文化與音樂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枯竭,
我覺得創作就像吃飯、大便,是自發的動機與宣洩,被人掐著會不舒服。所以我在鼓房裡,用一支借來的麥克風與手上的樂器,從彈到唱把整張專輯做完,連包裝設計跟照片攝影都自己來,除了壓光碟這個步驟我辦不到,包裝也手工進行,當時心裡想的是:看看音樂可以獨立製作到什麼地步,起碼對「獨立音樂」這標籤下所遮蔽的媚俗與背叛,做一點微弱的嘲諷。於是「悲傷夜市的專輯產銷實驗」出現。
「產銷實驗」
這實驗的精神是:如果一張專輯所創造的收益,不足以支撐創造它的全部運作,那麼,它的存在意義應該超越「收支平衡」的思考層次(包容這個意義的最大空間,就是文化與普世價值了);要是這個意義是空泛的,每做一張超支的專輯,都在對整體社會進行一次剝削!音樂人應當思考,作品在哪個層面創造價值,並對作品的存在有信心,否則,這創作跟鄉民言論在本質上差異不大。
實驗的方式是:購買「艱困版悲傷夜市」的人,會得到不確定能實現的權利,如收益能累積到足以製作我理想中的精緻版本,我會進錄音室將這張唱片重新錄製,將精緻版的實體唱片贈送支持者做為回饋。這是我所能想到「同時保有創作的精神自由,並將作品產出」的方法,也測試台灣的音樂環境,能不能讓這樣的事情實現。朋友提醒我,這樣浪漫的念頭,結果可能會很悲慘。其實「悲慘結果」也是這場產銷實驗可預期的狀況之一;目前為止,人們對於這場產銷實驗的理解程度偏低,我了解到「把理念清晰地傳達出去」的重要性,往往不亞於作品本身。
雖然學的是古典鋼琴,但是 Shirley Horn 年輕時喜歡混跡爵士酒吧。Shirley Horn 自五O年代出道,1954 年成立了自己的三重奏樂隊,並且在華盛頓當地的一些酒館表演。60 年代在爵士樂演奏大師麥爾斯•戴維斯 (Miles Davis) 的幫助下,Shirley Horn 首次在爵士樂方面取得成功。但為了扶養女兒,她中斷演唱生涯 10 多年。
到八O年代 1978 年又重新復出,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唱。1987 年與 Verve 唱片公司簽約,加入 Verve 唱片發行的第一張專輯是 I Thought About You,她與 Verve 唱片的合作順利,也奠定她開創音樂事業高峰的基礎。在 verve 發片後,演藝事業才算是開始發光。九O年代初,她與爵士演奏大師 Miles Davis 合作,算是 Miles Davis 生涯中十分難得與歌手共同演出的紀錄。